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基因,而且想让全世界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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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日,约西亚·扎纳(Josiah Zayner)正站在旧金山一间会议室的讲台上。在现场与网络直播观众的注视下,他兴奋地谈论着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时打开自己的酒壶喝上一口。

确切地说,扎纳谈论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基因编辑的实践者。在他心目中,近年热门的CRISPR技术就像是手机app一样,它不仅“完全不难”,而且“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他向观众展示着标题惊人的自制宣传册——“DIY人体CRISPR”,以及装在小离心管里的质粒DNA,并爽快地表示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免费索取一份。根据扎纳的说法,这些质粒能“敲除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这意味着把它们注射进人体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肌肉”。

你为什么不自己先试试?台下传来质疑的声音。

或许是一时起意,或许是早有此想法,扎纳几乎瞬间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他打开一支新注射器,抽出一些“基因编辑原料”,注入了自己的左前臂。整个过程都发生得太快,扎纳甚至没有在注射前为自己消毒。看着直播视频,我实在很难把这种景象与自己记忆中的“生物实验”联系起来,这或许更像是一次醉酒之后的冒险。

扎纳自称“生物黑客”,他用自己的方式挑战着“传统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

自称“生物黑客”的Josiah Zayner | JOSIAH ZAYNER/THE ODIN

自称“生物黑客”的Josiah Zayner | JOSIAH ZAYNER/THE ODIN

“生物黑客”是什么?

相比计算机黑客,“生物黑客”(biohacker)要难定义得多,本文也不会讨论到其中全部的情况。笼统地说,这大概是一群在传统实验室之外的地方进行生物(或者医学)实验的人,他们购置各种廉价的小型装备,把厨房或车库改造成实验场。

“生物黑客”们具体在做的事情有很多差异。他们中有些人只是摆弄着培养基中的细胞或者微生物,有的热衷于用电子配件给自己的身体加入新功能(常见选项包括在皮肤下埋植NFC芯片),有的则用自己的身体测试起了某些尚未获批用于人体的生物技术。他们对待自己实验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编辑酵母基因酿造“夜光啤酒”只是为了好玩,而更有野心的人则做着“医学研究”,梦想用自己的力量治愈癌症、HIV感染甚至衰老。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一书用碾碎草莓提取DNA的实验作为封面。而“生物黑客”们已经远远不满足于这些初级的家庭实验了。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一书用碾碎草莓提取DNA的实验作为封面。而“生物黑客”们已经远远不满足于这些初级的家庭实验了。

激进分子

在“生物黑客”的小群体里,约西亚·扎纳大概算是一个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扎纳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科”,他拥有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还在NASA的埃姆斯研究中心做过两年正式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对“体制内”的科学研究感到十分失望,觉得研究系统臃肿官僚,科研进展缓慢。扎纳对监管生物医学研究的美国食药监局(FDA)也颇有微词,他觉得这个机构花在审批上的时间实在太长。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诞生了,但FDA却迟迟不让需要的人用到它——扎纳在博文和采访中总是重复着这样的观点。

那要怎么办?扎纳的答案是:让每个人都开放地获取和使用那些前沿生物技术,让人们自己做出选择。在离开NASA的研究所之后,他创办了名叫“The ODIN”的公司,向普通爱好者出售离心机、移液枪之类的生物实验设备,以及能在家对细菌和酵母进行基因编辑的“材料包”。

The ODIN在网站上向普通人出售的“DIY细菌编辑套装”,售价159美元 | JOSIAH ZAYNER / THE ODIN

The ODIN在网站上向普通人出售的“DIY细菌编辑套装”,售价159美元 | JOSIAH ZAYNER / THE ODIN

同时,他也在自己身上实践着各种从文献上读到的生物医学技术。除了那次“直播基因编辑”,他的另一个著名事迹是为自己进行DIY“菌群移植”,并邀请记者对整个过程进行记录。这也是一次十分大胆的“硬核”行动:他把来自一位朋友的粪便样本稍作加工、塞进胶囊,就这么吞了下去。顺带还把这位朋友皮肤、口腔等位置的细菌也在自己相应的部位做了“移植”。当然,他并不承认自己为其他人提供过这些“试验疗法”——毕竟那样就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了。

Josiah Zayner在厨房中准备“菌群移植”材料 | VJERAN PAVIC/theverge

Josiah Zayner在厨房中准备“菌群移植”材料 | VJERAN PAVIC/theverge

扎纳不是唯一“以身试法”的生物黑客。就在2017年10月17日,另一场自体实验也出现在Facebook直播上。这一次,名叫特里斯坦·罗伯茨(Tristan Roberts)的实验者在自己的肚皮上注射了“一种表达HIV抗体的基因”。他声称这可以治愈自己的HIV感染(后续检测显示他并没有成功)。罗伯茨的举动背后是一家名叫“Ascendance Biomedical”的生物科技公司,他们的目标是研发基因治疗技术——但不是通过严谨的临床试验,而且还试图绕过FDA的监管。

 

并不美好的尝试

扎纳与罗伯茨口中的自体实验似乎很美好:科学、高效率,现在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全人类的命运。他们也难免让人想起那些历史上“以身试法”的科学家轶事。一些科学家确实由此获得了重要的发现——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他亲自吞下幽门螺杆菌,验证了它与胃溃疡的关系。

扎纳会成为下一个马歇尔吗?我认为不会。从详细报道与直播视频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自体实验虽然建立在可行的科学概念之上,但过程却非常粗糙,效果和研究价值都十分可疑。

如果把扎纳的“自体基因编辑”与“自体菌群移植”看作是对既有技术的应用,那么这些应用的安全性与效果都缺乏保障。在胳膊上进行的“基因注射”不仅安全没有保障,而且很可能压根就没法成功编辑多少个细胞,无法产生“肌肉变大”的效果。菌群移植也是如此,他没有对用于移植的粪便样本进行过什么事前检查,在移植前靠服用抗生素来“杀死自己的肠道菌”。这两点都是医疗专家反对的:不经筛选的粪便样本可能传播各种疾病,而抗生素也会让菌群紊乱问题变得更糟。

那如果把它看作科学研究呢?很遗憾,这些缺乏条件控制与实验设计的个体尝试也没法给其他研究者带来什么参考。依然是以扎纳进行的肠道菌群移植为例,他声称这个操作确实改善了自己的“消化道问题”,但在整个过程中,他都不曾真正确定过自己的问题属于哪一种消化道疾病。连诊断都不知道的自体试验,又如何能让其他医学研究者信服?

更何况,自体实验虽然在科学史上创造了少数佳话,但它所能得到的至多也只是样本量极小的初步结果。它无法替代标准的生物医学实验,也不会真的成为科学进步的基石。

Josiah Zayner用抗生素刷洗体表,并在皮肤上“移植”来自一位朋友的细菌。然而这些操作都未受到医学界认可,也没人知道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VJERAN PAVIC/theverge

Josiah Zayner用抗生素刷洗体表,并在皮肤上“移植”来自一位朋友的细菌。然而这些操作都未受到医学界认可,也没人知道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VJERAN PAVIC/theverge

 

监管难题

在伦理和法律方面,这些新时代的自体实验者也一直在界限边缘进行着颇为矛盾的试探。他们一方面清楚地表明实验仅限于在自己身上进行,在直播视频中强调着“请勿模仿”,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宣传,向围观者暗示“这样做很酷”。不仅如此,扎纳还公布了很多他所使用的“技术细节”——在the odin的网站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 “DIY人体CRISPR”的电子版[1],内容包括如何设计和订购基因编辑实验所需的引导RNA序列,如何选择Cas9核酸酶的种类,以及把这些东西搞进细胞的方法。

事态的走向令人担心,但又有些微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为别人进行未经验证的基因编辑操作是违法行为,是医学伦理所不允许的,但只在自己身上做奇怪的实验给别人看又要如何评判?

这也为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难题。2017年11月21日,美国FDA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自我基因治疗相关信息》的文章[2]。FDA在文中对“DIY基因编辑”的风险表示关注,并强调销售DIY人体基因编辑产品是违法的,以及所有人体基因编辑都应受到FDA监管。虽然并未点名,但媒体与生物黑客们都认为,这正是针对前一个月“基因编辑直播事件”的回应。

更加积极的行动似乎也在进行。今年5月,扎纳在自己的Instagram账号上贴出了一页文件,表示自己正因为“无证行医”的投诉而被加州消费者事务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调查。不过,出售基因编辑工具并暗示人们“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这是否算得上是一种“无证行医”呢?

 

Zayner本人在Instagram账号贴出的文件照片,最近他正在接受调查

Zayner本人在Instagram账号贴出的文件照片,最近他正在接受调查

其实,就连扎纳自己也对实验带来的影响表示过困惑[3]。“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最终会有人受到伤害。”他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到。

 


 

参考文献

[1] http://www.the-odin.com/diyhumancrispr/

[2] https://www.fda.gov/vaccines-blood-biologics/cellular-gene-therapy-products/information-about-self-administration-gene-therapy

[3]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8/02/biohacking-stunts-crispr/553511/

[4] https://www.theverge.com/2016/5/4/11581994/fmt-fecal-matter-transplant-josiah-zayner-microbiome-ibs-c-diff

[5] https://www.facebook.com/josiah.zayner/videos/10102950199937847/

[6] http://www.josiahzayner.com/2017/10/the-first-human-to-attempt-crispr-gene.html

[7] https://www.facebook.com/N2Sreports/videos/1557343577706859/

[8]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5/19/18629771/biohacking-josiah-zayner-genetic-engineering-crispr

为宣传气候变化,有位科学家希望大家都四处可劲儿使用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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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给大家看一张特别的彩色条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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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什么设计图案,而是一张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图示。上面的这张图展示的其实是1850-2018年间全球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只不过这张图在原始数据图表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简化,并且去除了坐标和数值,只保留了体现气温升高大趋势的彩色条纹。

如果要看更详细、精确的版本,会是下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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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气候变化图示做成简洁的彩条图案,这是一位名叫Ed Hawkins的气候科学家的主意。最近他专门建了一个网站(网址:https://showyourstripes.info/ ),让全世界网友都可以随意生成和下载这样的气候彩条图(可选自己的所在地或者全球数据),并且鼓励大家把这些展现气候变暖趋势的图片用在任何能想到的地方(全部免费,随便用)。他希望这样可以起到宣传作用,让大众更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参与到改善的行动当中。

最近这段时间,他的这个提议确实得到了不少人的相应。据说这些彩条图示最近两周被下载了超过100万次,电视和报纸都进行了宣传,而且确实有不少人把它用在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制成丝巾和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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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ndrea Dutton)

做成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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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Dr. Heather Price)

印到马克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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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ernadette Woods P.)

做成热熔玻璃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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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eer-Keer)

用来装饰特斯拉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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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ark Hanson)

不仅如此,英国乐队Enter Shikari还在音乐节演出上用“气候条纹”做了舞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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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Tom Pullen)

这个彩条图示其实还挺好看的,用在舞台上看起来也没什么违和感,如果确实能让大家更加关注气候问题感觉也挺不错的,说不定还能引领新时尚呢?

一些相关报道: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48678196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6/new-climate-stripes-reveal-how-much-hotter-your-hometown-has-gotten-past-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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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对毕加索和现代艺术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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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迎来了国内迄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毕加索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基于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的106件馆藏,全面回顾了他创作生涯的前三十年。而很快的,8月2日上海世博会展览馆将会举办“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届时我们可以前去观瞻相对论手稿原件。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聊聊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好了,不过,更重要的一件事实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一起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艺术。

1919年5月29日,地球上发生了一次载入史册的日食。那天,在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巴西、利比里亚、法属西非、英属黄金海岸、葡属圣多美普林西比、西属几内亚、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德属东非、葡属东非部分地区出现日全食,而几乎整个南美洲、非洲和周边一些地区则出现了日偏食。

这次日食为世人所瞩目,并不因为它发生的规模大,甚至不因为它便于观测,而在于当时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出了两只顶尖的观测队,一支由弗兰克·沃森·戴森(Frank Watson Dyson)领队,前往南美洲巴西的索贝瑞尔,一支由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领导,前往非洲西岸的普林西比岛——这两位优秀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团队,将要进行一项被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好几年的重要任务,那就是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爵士团队记录的日食。

▲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爵士团队记录的日食。

爱因斯坦1915年在柏林科学院发布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光在经过极大质量物体时会被引力所弯曲。验证这个预言对错与否的最佳模型,莫过于经过太阳的光,但在平时,太阳自身所发出的强光干扰太大,所以发生日全食成了最好的观测时机。而1919年的那次观测,最终给出了支持爱因斯坦理论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了经典的以牛顿力学为框架的科学体系被颠覆。

 

庞加莱才是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之间的第三者

很多史学家会以1919年作为世界进入现代的节点,当时,一战结束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变,科学、技术和艺术也迎来开天辟地的进展。在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成为流行名词之际,艺术领域以毕加索领衔的立体画派也成了大众明星。时间上的巧合,让一些研究者将二者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印证与投射,而相对论则成了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根基。现代主义的先驱、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历史学家之一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他的代表著述《时间、空间与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1941)中首次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之后这种观点即被广泛传播。

另一位著名艺术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却对此提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1979年,在耶路撒冷爱因斯坦百年研讨会上,他针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艺术之间经常被提及的联系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人为的神话(Myth)。他的观点基于以下事实,即1919年爱因斯坦成名之前,市面上根本缺乏通俗易懂的相对论文献,更不要说如何进入文化艺术体系并对之产生影响。毕加索标志性的《阿维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完成于1907年,尽管晚于狭义相对论发表的1905年两年,但身在法国的他其实还无从得知一个瑞士专利局小职员的论文写了什么。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by Picasso,1907,MoMA,NY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by Picasso,1907,MoMA,NY

事实上,无论是认为相对论影响了立体主义的观点,还是认为立体主义和科学发展并无联系的观点,都走到了过于绝对的境地。伦敦大学学院历史与科学哲学教授阿瑟·米勒(Arthur I. Miller)在他所撰写的平行传记《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还有引起暴乱的美》(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中提出,联系这两个人的第三者,其实是庞加莱。庞加莱对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通过《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 ‘hypothese)一书被爱因斯坦所汲取,而毕加索则是从他的朋友、法国数学家莫里斯·普林斯特(Maurice Princet)那里了解到了这些。

换而言之,这两个人的成就实际更多都是对前辈大师们的延续。《阿维农少女》包含了塞尚、埃尔·格列柯、高更和安格尔等人的遗迹,并添加了原始艺术的概念,借鉴当时的几何形式恰当地表现出来。相对论则继承了洛伦兹、恩斯特·马赫、大卫·休谟、伊曼努尔·康德和庞加莱等人的遗产。从客观的意义上,这两个领域的发展确实在此产生交汇,却而非他们个人之间的碰撞导致这样的巧合。

 

1919年之后的现代艺术

德克萨斯大学艺术史教授琳达·达尔林普·亨德森(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在她的研究文章中认为,立体主义时期的艺术发展不可能没有受到当时已经广为人知的非欧几何思想的冲击,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对早期的立体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它的确对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包豪斯主义都产生了影响。

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主义建筑师埃瑞许·孟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是第一个试图在作品中体现相对论物理学的艺术家,他从1917年开始设计“爱因斯坦塔”,这是受天文学家埃尔文·弗伦德里希(Erwin Finlay Freundlich)之邀来一起构建的项目,后者给他详细阐述了实验观测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思想,而修建这个塔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容纳后者用以进行引力红移观测的望远镜。早在1911年,爱因斯坦就在广义相对论的早期版本中提出太阳引力场会导致光谱线的轻微偏移,亦即引力红移。

▲Einstein Tower的设计图

▲Einstein Tower的设计图

“爱因斯坦塔”是年轻的孟德尔松的第一个重要作品,也被认为是表现主义建筑的少数几个标志性作品之一。为了表达对能量的新认知,他最初选择了钢筋混凝土来构造这个建筑,并试图体现狭义相对论所提出的物体在光速下运行会产生收缩的特性。但由于施工困难,大部分建筑体实际上是用砖砌成的,用灰泥覆盖。这座楼于1921年建成,并于1924年投入使用,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支持,据说他给出了一个单词的评价,就是“Organi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塔”因盟军轰炸而受到严重破坏,在1999年进行了全面翻新,时至今日它仍作为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在工作着,来自望远镜的光线通过天井传到仪器和实验室所在的地下室。

▲Einstein Tower,by Erich Mendelsohn,1921,Telegrafenberg

▲Einstein Tower,by Erich Mendelsohn,1921,Telegrafenberg

1919年11月6日,爱丁顿爵士和戴森等人在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上宣布,他们的观测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次日,伦敦《泰晤士报》头版以“科学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为题进行了报道,接下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报道狂潮。在爱因斯坦的故乡,《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的12月14日版上,他的头像出现在了封面。而作为国际艺术先锋之都的柏林,不可能不对此有回应,很快,达达主义艺术家、蒙太奇的创始人之一汉娜·霍克(Hannah Hoch)立刻就把它融入了她那具有纪念意义巨型照片中。

▲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Dada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of Germany,by Hannah Höch,1919-1920

▲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Dada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of Germany,by Hannah Höch,1919-1920

霍克解释说,她把爱因斯坦和其他革命标志放在左上象限,与右下的达达主义者结盟,和另两个象限中的德国军队和德皇威廉二世发生对立,她用这种方式号召达达对艺术和文化中神圣价值进行批判,就像相对论对牛顿经典体系发出冲击一样。诚然这幅照片拼贴中不需要有科学理论的介入,它有着达达主义最核心的诉求,在突破和破坏中寻找真正的现实。

也许大部分人最为熟知的和相对论有关系的作品,是萨尔瓦多·达利1931年的《记忆的持久性》(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这幅我们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有着许多块像流体一样淌下来的钟表的名画,其实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中所说的空间和时间的互相扭曲。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中,达利是最热衷于科学的,不仅超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而且热衷于最新的各种科学进展,他1930年一篇文章中就透露出了对爱因斯坦“度量的物理膨胀”的了解和关注,评论家道恩·阿德斯(Dawn Ades)曾在《达利与超现实主义》(Dalì and Surrealism)中写道,柔软的表正是空间与时间相对性的无意识象征。尽管狡猾的达利矢口否认这一点,说他的灵感来自阳光下的奶酪,但这一解释的诚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因为在他混江湖的年代,就整个艺术和文化界来说,爱因斯坦理论已经是一种“网红”(如果当时有网的话……)般的存在了,很难绕得开。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by Salvador Dali,1931,MoMA,NY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by Salvador Dali,1931,MoMA,NY

1954年,达利重构了与此对应的《记忆的持久性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声称自己的精神之父从弗洛伊德变成了物理学家海森堡,而整幅画也尽展原子时代的科学气息。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54,Salvador Dalí Museum, St. Petersburg, Florida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54,Salvador Dalí Museum, St. Petersburg, Florida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柏林非常活跃的艺术青年中,匈牙利人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szlo Moholy-Nagy)是一个领导型角色,以他为中心聚集了一批观念上敢为人先的前卫艺术家。他早年曾执教包豪斯学院,奠定了“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大构成基础,后来又把包豪斯的理论和教学观念带到了美国,创办了一个“新包豪斯”,亦即赫赫有名的“芝加哥设计学院”。莫霍里强调作品的理性和功能,其最为突出的想法是研究以光、空间和运动为对象如何进行创作。1922年,他构思了一种动力装置,并在1930年拍摄了它产生反射光的运动模式,便是来自于自己对光这种物理现象的理解。莫霍里对物理理论发展的关注是不言而喻了,他在1924年曾和爱因斯坦会面,邀请这位名人为包豪斯撰写一本相对论书籍,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写。

▲The Light-Space Modulator,by Laszlo Moholy-Nagy,1922

▲The Light-Space Modulator,by Laszlo Moholy-Nagy,1922

其实,1919年之后,受到新物理学思想启发、以新时空观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比比皆是,如俄裔美国雕塑家、构成主义的领军人物纳姆·嘉宝(Naum Gabo),他曾在慕尼黑上学,在物理课上学过相对论,1920年他做出了机械雕塑《驻波》(Standing Wave)。而被认为是美国抽象画第一人的阿瑟·多弗(Arthur Dove)则在1929年画出了《雾角》(Foghorns),这幅画中没有描绘雾角设施或海景,而是把声波描述为具有自由轮廓的引力圈,暗示着空间的不均匀性。这些开创性的作品,都是对时代的一种呼应。

▲Standing Wave,1920,Tate Gallery

▲Standing Wave,1920,Tate Gallery

▲Foghorns,by Arthur Dove,1929,Colorado Springs Fine Arts Center

▲Foghorns,by Arthur Dove,1929,Colorado Springs Fine Arts Center

今年3月28日到6月2日,在美国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米德艺术博物馆,一场名为Dimensionism: Modern Art in the Age of Einstein的展览,展出了更多1919之后的重要现代艺术单品,包括来自杜尚和亚历山大·考尔德等人的作品。爱因斯坦成名之后,整个人类社会的时空观和宇宙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人对世界的观察也焕然一新,如何理解维度、理解机体和形态,现代主义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他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Refenrence

1 Einstein and 20th-Century Art: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2008

2 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Arthur I. Miller,2001

3 architectuul.com/architecture/einstein-tower

4 scichitecture.wordpress.com/2014/01/05/interpretations-of-the-relativity-theory-in-the-architecture-and-arts-of-the-20th-century

5 britannica.com/science/relativity/Intellectual-and-cultural-impact-of-relativity

6 www.leonardo.info/review/2018/12/review-of-dimensionism-modern-art-in-the-age-of-einstein

被“监控”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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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父辈是“没什么隐私的一代人”,那么,我这代就可以算是“隐私萌芽”的一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斥“巨资”买了一个带锁的笔记本,开始享受一种写下心里话,而无需担心父母窥探的安全感。

那时候,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笔记本。渐渐的,这些人长大了、结婚了,开始为人父母,自我隐私的捍卫者会如何面对孩子的隐私?

前几年,儿时玩得熟络的一个姐姐有了小孩。她一边跟我吐槽孩子不听话,一边给我看她的购物清单:她给快上小学的儿子下单了一个带GPS的智能手环。她还在犹豫是否给孩子买一个带家长模式的手机,这样就能够知道孩子玩了哪些游戏,还能控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游戏玩多了不好,会上瘾。”

曾经设法逃离上一代“监控”的人,也开始监控下一代了。这次的主战场,不是日记本,而是电子产品。

“到底是上学还是坐牢?”

曾先生的女儿今年已经11岁了,他对我承认,自己对女儿“养得比较大条”,然而却依然会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放学。

而有一个6岁小孩的冯女士认为,身边的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看得挺紧”。“毕竟一二线城市的社会环境在改变,”冯女士说,“我们那时候挂着个钥匙就能自己回家,现在小一点的孩子,哪里敢啊。”

徐先生并不喜欢带着7岁的女儿去人多的地方。他承认,有好几次女儿险些走丢,回想起来都是一身冷汗。“如果,只是如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

图丨pixabay

图丨pixabay

许多家长会为自己的小孩选择一个带GPS定位功能的手环,而手环的市场也在指数级扩大中。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市场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儿童手环用户规模达0.29亿人,较前一年翻了一倍,预计2019整体市场用户规模将超过1亿。在淘宝上搜索“儿童智能手环”,结果超过100页,销量最高的一款基础款手环月出货量达到了5万;某3字头知名厂商的旗舰产品也能月销1万5。

不到100人民币的智能手环,就能有结合基站的GPS定位功能,号称“精确到米”。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机管理app上设定孩子活动的范围,一旦偏离就会给父母发送警报。孩子不在身边,也能随时随地用语音通话功能“报平安”。而几百块的手表除了基础功能以外,还能有轨迹追踪、拍照辅助、零花钱管理、视频通话、无痕监听、乃至学习管理等等,几乎囊括了小孩子从家里到学校一切值得监控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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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某产品简介截图丨taobao.com

淘宝某产品简介截图丨taobao.com

而且,对孩子的监控,已经突破了家长零敲碎打的个人行为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工作。2019年年初,一家位于贵州的高新技术厂商“冠宇科技”向外界发出通稿,宣传他们的最新产品“智能校服”,声称此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缝制了条状传感器,植入了智能芯片,能够“结合人脸识别、摄像头与定位等组合应用”,实现“学校对学生的数字信息化管理”。甚至,在升级版的产品中,这款校服还能够配合教室监控的高速摄像头,探测到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打瞌睡。

据“界面新闻”了解,已经有贵州、广西等地的数十所学校引进了此类校服。同样的,有网友在广州政务网站上,看到广东广雅中学利用“智慧校园信息化采购项目”,花上百万元为学生采购智能手环,能够监控学生位置、进出校园情况,还能探测上课举手次数等。

某品牌智能校服,大打“安全”牌丨sohu.com

某品牌智能校服,大打“安全”牌丨sohu.com

面对大规模监控的质疑,相关机构频繁出面澄清,这些产品目前为止还只是“概念产品”。但是,家长和学校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类电子产品,暗中掌握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安全”与“自由”的十字路口

对父母们而言,“安全”一定是最紧要的。能够定位、具有通讯功能的手环,无论如何都能让家长安心一点。“在大城市,车况乱,人又杂,新闻里面又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冯女士对我说。她表示,这个年代,只要关系到孩子安全的技术,能让父母“多个眼睛”,父母们的确会优先考虑。

对于安全的顾虑,正在不断地发展成为焦虑。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标题、图片、视频轮番轰炸,拐卖、走失、欺凌等等无不让家长揪心,类似“红黄蓝幼儿园”这样的虐童事件,更是让无数父母辗转反侧。这是这个年代媒体发展的必然——每一个孩子的不幸,都会被放大为所有父母的焦虑。而在家长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压力下,大部分学校首要的任务一定是“不出事儿”。比起独立、信任等等虚的东西,用密集的监控提前根除一切可能的隐患,的确更加紧要。而学校和家长的需求很有可能合流,形成“共同决策”的有组织监控。

而监控技术的商家,也十分擅长利用父母的这种焦虑。“实时追踪,让家长放心”“每个家长都必须给孩子配一个手环”——MIT的社会学家加里·马克斯(Gary T. Marx)和渥太华大学的社会学家瓦拉里·史蒂夫斯(Valarie Steeves)发表的研究显示,商家会在监控科技的宣传中,将监控与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关爱挂钩,把技术粉饰成“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必须要使用的工具”。

图丨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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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充满风险、孩子不可控、必须要全方位监控”的印象,在社会和资本的作用下,愈加深入人心。如果你身边的家长都用上了手环,即使你不去买,也会有人送来。冯女士孩子的手环,就是别人送的礼品。资本、技术、社会三者合力,再“心大”的父母也很难招架。

但也有不少发展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孩子“看得太紧”,安全是保证了,但在其他方面会产生副作用。加拿大隐私委员会的2012年的调查报告,分析了现有关于儿童的技术监控的研究之后认为,过多的监视和控制会损伤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孩子会按照“是否受到惩罚”而行动,而不去思考行动本身的价值与道理。毕竟,大部分监控技术都过分地强调了孩子作为监控的对象,却忽略了孩子作为“主体”的存在。

另外,在发展教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适应力”(resilience),也就是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独立处理风险和挫折、适应四周环境的能力。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唐娅·鲁尼(Tonya Rooney)就认为,如果家长和学校对于可能的危险境况过于敏感,无时无刻不将孩子置于密切观察中、并根除一切可能的风险,那么孩子就可能缺乏这种适应力,对成长不利。

当然,监控也并不是一无是处。2018年英国儿童委员会的报告中便指出,现有监控技术收集的数据,能够帮助家长和父母决策,也能方便定制基于孩子个人的服务。只是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被无节制地收集,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数据泄露或许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孩子的自由和隐私当然需要尊重,这些道理,精通育儿的父母并不是不懂。不管是父母还是学校,他们在监控一事的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暧昧且复杂的。一头是监狱式的监控与钳制,另一头是完全的放纵与信任,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这两者之间,在是否使用技术、使用哪种技术、如何使用技术上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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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场景

专家口中“避免对孩子的过度监控”,“度”在哪里,没有人能够说清。而更说不清的,是监控实际存在的场景。重点在安全上的监控,和重点在孩子行为规范上的监控,是一回事儿吗?

“我还是想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想什么。”曾先生告诉我。他虽然认为自己想和女儿“成为朋友”,但面对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她,叛逆的担心的确存在,会介意自己的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究竟在干啥”,女儿背着他在被窝里用手机和同学玩游戏的事儿,很是让他耿耿于怀了一阵。如果技术能帮助家长知道孩子在玩什么、在和同学聊什么,家长很难拒绝。

孩子是否守规矩?是否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手表既然能定位,那顺便监听一下是否也可以?监控技术的集成,成为了对孩子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安排的工具,能够把安全在内的各类焦虑一揽子打包解决。

的确,对于家长来说,当今社会养娃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容不得一点失败,所有事项都需要父母悬在空中指导,乃至亲力亲为,成为了所谓的“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很多时候,监控技术能把走失、拐卖的风险,和“看了不该看网站”的风险同等处理——反正都能通过监控实现,为什么不用呢?

但这样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几年前儿童拐卖案在微博热炒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给所有的新生儿植入芯片,”冯女士告诉我,“然而在这个场景下适用的技术,在别的场景可能会有问题,万一被用在跟踪和尾随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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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然没有条件给所有的孩子植入芯片,但现有的技术正在向那个方向靠拢,不断丰富着监控的技术场景,最大化监控的可能性。可穿戴的硬件价格在过去几年急速降低,智能终端外加云端平台的技术架构也已非常成熟。除了信息的实时收集之外,直接的控制也变得容易起来——拥有家长功能的手机在市场上已经普及;定制带有信息监控的手机也并非难事。有多个信源透露,国内某手机厂商正在打造“学生定制版手机”,能够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时间和地点的使用控制,记录并拦下学生的“越界”行为。

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不管是父母和孩子,都有着对于技术手段的青睐乃至依赖——孩子整天黏着平板上的游戏,想要和小伙伴用手机聊天,那么家长和学校自然就“有机可乘”,通过手机和平板上的功能触及到孩子的动向与行踪。

监控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刚需,但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现状,已经给予了监控近乎无限的可能。所以,技术的隐忧,或许不仅仅是伤害了孩子的隐私本身——没有人想故意伤害孩子的隐私;而是在社会普遍的安全与成长焦虑中,某一个应用场景会被技术的能力所放大,抹杀我们对于“度”的判断力,让它变得无孔不入。而家长们担心的根源,恐怕是技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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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能否解决问题?

监控手段的繁复,和实际监控的使用是两回事。很多时候家长也明白,技术产品也并不能扫除安全障碍,只是给焦虑的父母提供一个心理安慰而已,毕竟再精确的GPS追踪,也无法帮你扫除路上的危险;而技术如何使用,很多时候也要求父母投入密切的关注。比如,现在很多幼儿园和学校都能够为家长提供监控录像,但曾先生告诉我,自己更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盯。“一开始还有热情,但后来意识到,根本看不过来。”至于手环,学校老师是不准学生在课堂上用的,怕打扰孩子学习。

那么,人们是否在追求更有效、更无打扰的监控?依靠更丰富、更全面的数据提供更精准的判断——甚至,细到孩子不认真听课的表情都能识别?

技术的确在变得更好。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发展,大量的数据在不断被生产着,监控结合智能管理平台,能够对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表现进行权重计算,得出一个以概率为基准的结论。

 

图丨PR News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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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配合高速摄像头,教室里的智能监控能够监测到孩子是否打盹、走神、分心;而课堂表现也能纳入Gaggle和ClassDojo这样的“智能平台”,课堂和课后的作业通过系统提交,师生乃至孩子之间的交流都通过软件达成——自然,也会有一套智能的判定系统,通过收集孩子的行为数据,判定一个孩子是否守规矩、听话、表现好,并探测“危险的动向”,并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报告。

这样的技术看似方便,也能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看得太紧”或者“看不过来”的问题,但本身是有问题的。南澳大学的三个教育学研究者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这种基于行为和数据的技术监控会导致一种“表演文化”(cultures of performativity),一切都流于数据所定义的表面行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演变成监控和反监控在行为数据上的拉锯。

技术为家长、为学校提供了了解一个孩子行为的工具。然而,很多时候,这也是一种“懒政”。它放大了行为本身,让一切都数据化、可查看、可干涉,通过技术客观量化,并进行纠正和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沟通被忽略了,原因和动机也被忽略了。

图丨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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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孩子在玩什么?手机监控告诉你。不知道孩子去了哪里?戴个GPS手环。不知道孩子在课堂上学了什么、是否认真?调看智能监控和课堂管理工具,他/她每一次不安分的移动都会记录在案。

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管用”的。然而,行为背后的“为什么”,你或许就不需要关心了。

这恐怕才是技术带来的最大隐忧,它甚至不是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却比伤害来得更深、更持久、更隐蔽,让人觉得这“明明是正常操作”——用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梅林·泰勒(Emmeline Taylor)的话说,人们对技术的信赖,将技术下的监控“常态化”了。

然而,你通过监控越了解孩子,也就越不了解孩子。同样的,到处乱晃、没日没夜打游戏的小孩,他们缺的又真的是更严格的监控吗?

诚然,对于日益忙碌的家长,乃至希望避免一切风险的学校,技术提供的数据与信息,毫无疑问填充了家长的不安。家长们在监控中起码能够获得安心,放下对安全的顾虑,或者让他们认为自己了解了孩子的一切。技术和数据给学校、给组织、给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权力关系如此强大、如此明显,有时甚至能盖过友爱、信任、交流等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不是技术的领域,也没有技术手段可以根本解决——再智能、再完备、再密集的监控,也无法监视孩子的内心。在密集的监控下,与孩子的安全与行为相关的所有数据都收集在了那里,家长可以选择看与不看。而更重要的选择,或许并不是看与不看、用与不用,而是看了、用了之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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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女士告诉我,身边某个同事向她推荐过有家长控制功能的手机,能够查看孩子的浏览记录。“如果你的孩子长到了十几岁,你还需要通过查看他的浏览记录来控制他,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摇摇头。

“总有一天,他会离你而去的。”

我们都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愿看到的,只是他们以某种我们不希望的方式离我们而去——不管是被拐卖,还是在密集的控制下反目。

 

(拇姬和Ent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1] Marx, G., & Steeves, V. (2010). From the beginning: Children as subjects and agents of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7(3/4), 192-230.

[2] Kerr M. and H. Stattin. 2000. What Parents Know, How They Know It, and Several For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Further Support f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3): 366-380.

[3] Rooney, T. (2010). Trusting children: How do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lter a child’s experience of trust,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7(3/4):344-355.

[4] Rooney, T. (2012). Childhood Spaces in a Changing World: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new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2(4), 331-342.

Manolev, J., Sullivan, A., & Slee, R. (2019). The datafication of discipline: ClassDojo, surveillance and a performative classroom cultur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4(1), 36-51.

[5] Taylor, E. (2014). Surveillance schools: Security, discipline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Palgrave Pivot.

[6] Nadesan, M.H. (2010) Governing Childhood into the 21st Century: bio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childhoo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7]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2013, March 14).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nd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iv.gc.ca/en/opc-actions-and-decisions/research/explore-privacy-research/2012/opc_201210/

[8] Longfield, A. (2018). Who knows what about m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ldrenscommissioner.gov.uk/publication/who-knows-what-about-me/

[9]https://www.vox.com/the-goods/2018/12/5/18128066/children-data-surveillance-amazon-facebook-google-apple

[10]https://theoutline.com/post/7289/are-the-kids-all-right-these-school-surveillance-apps-sure-want-to-tell-you

[11]手机中国网:《中学花485万购智能手环监控学生?校方称为替代一卡通功能》,2019年3月7日。

[12]界面新闻:《智能校服进校园,实时定位监控等功能引发隐私争议》,2019年2月21日。

孩子到底能不能喝茶?其实更应该注意这两类饮料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茶是中国祖先对世界饮食的一大贡献。在中国,茶已经超越了饮料本身,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中,许多中小学也引进了茶的教育,让小朋友们从小了解茶、接触茶、体验茶。这也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关注: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喝茶呢?

该图片由rawpixel在Pixabay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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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否喝茶,核心是咖啡因

茶中有许多“活性成分”,比如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茶皂素等等。茶氨酸等其他成分要么对于整体健康的好处是主要的,“能否喝茶”的核心因素就是咖啡因。咖啡因如何影响健康的研究非常多。汇总这些汗牛充栋的研究,学术界和健康权威机构的共识是:每天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对于整体健康是有利的。

不过,这些研究基本上是针对成年人的,对于孩子的研究就比较少。2014年,《人类营养与饮食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献综述,总结了文献中关于咖啡因摄入量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以及不同机构对儿童摄入咖啡因的态度。

这篇综述一共找到了109项研究,其中有11项随机对照研究以及13项高质量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这些研究进行汇总分析之后,作者的结论是:4岁及以上的孩子,每天摄入不超过2.5毫克/公斤体重的咖啡因,是合适的。对于小孩子,这大致相当于每天一两杯茶或者一小杯速溶咖啡;对于学龄儿童,这相当于两三杯茶或者一两小杯速溶咖啡。(这里的一杯茶、一小杯咖啡,大致相当于180-200毫升左右)。如果咖啡因摄入过多(比如超过5毫克/公斤体重的咖啡因),就会对孩子有不利影响,比如多动、焦虑、影响睡眠等等。

对儿童的咖啡因摄入指南

因为咖啡因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摄入过多确实会有不利影响。所以,有很多机构和营养专家的态度是“儿童不需要喝茶和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考虑到茶和咖啡中的黄酮类物质有利健康,孩子适当摄入是健康的选择。

食药监管机构则是从“是否可以”的角度出发制定的标准。在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等五家机构共同发布的《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汇总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食药监管部分制定的标准:儿童和青少年每天的咖啡因摄入不超过每公斤体重2.5-3毫克,是安全的。这个标准跟前面文献综述的结果是一致的。对于一个30公斤重的孩子,相当于每天摄入75-90毫克的咖啡因,也都不会有问题。通常,每克茶叶的咖啡因含量在20-40毫克的范围。泡一杯茶,通常用2-3克茶叶,其中的咖啡因全部溶出来,基本上还在一个孩子的摄入量范围内。把茶叶泡到“没味”,通常会泡出两三杯茶水来。

茶水中的咖啡因含量还跟泡法密切相关。比如用冷泡法,咖啡因溶出得很少,孩子就可以放心喝。如果用热水泡,在第一泡茶水中咖啡因就会溶出大部分,在第二、第三泡中含量就比较低了。咖啡因是茶水苦味的来源。只要控制冲泡的方式,使得茶水不那么苦,那么咖啡因含量就会比较低,孩子们多喝一些也没有关系。

除了咖啡和茶,更应该注意其他饮料中的咖啡因

咖啡和茶中含有咖啡因广为人知,而且它们往往有明显的苦涩味,所以许多孩子本来也不喜欢,而家长对于孩子们喝咖啡因或者茶也会保持警惕。

此外还有一些饮料含有咖啡因,比如可乐等碳酸饮料和红牛等功能饮料。这些饮料甜度高,足以掩盖咖啡因的苦味,孩子们也就很喜欢喝。实际上,一瓶500毫升的可乐,或者一罐250毫升的红牛,咖啡因含量都在50毫克左右。两瓶这样的饮料,其中的咖啡因对于孩子来说就“过量”了。当然,这些饮料更大的问题是糖,500毫升可乐或者红牛,其中的含糖量甚至超过了一个成年人一天的控制目标。

奶茶中有茶,自然也就有咖啡因。因为奶茶中的蛋白质和糖能够掩盖咖啡因和茶多酚的苦涩味,奶茶中的咖啡因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很多网红奶茶中,咖啡因含量比纯茶水要更高。

总体而言,纯水是孩子们补充水分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孩子们想要喝一些带风味的水,淡茶是很好的选择——这有利于他们减少对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喜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当然,不同的人对咖啡因的适应性相差很大——对于那些喝一点茶或者咖啡就反应很大的孩子,也不要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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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基的图坦卡门”:这位出租车司机,被制成了现代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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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图片可能引起不适)

说到木乃伊,你会想到什么?古埃及黑科技?对死而复生的渴望?还是那些恐怖片中的神秘诅咒?

不过我猜,这些联想中并不会包括出租车司机,或是化学。木乃伊是遥远古代的产物——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在2011年,一个现代人也被做成了木乃伊。这事儿是个化学家干的,被做成木乃伊的人生前是一位出租汽车司机。

别害怕,这绝对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谋杀案。事实上,这位来自英国托基、名叫Alan Billis的出租车司机是同意捐献遗体用于科研的志愿者,而那位名叫Stephen Buckley的考古化学家则是热衷木乃伊制作技术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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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与被木乃伊化的志愿者遗体)

古埃及人的木乃伊是怎么做出来的?在那个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如何依靠香料、蜡质和泡碱(一种天然形成的混合盐类,主要成分是碳酸钠、碳酸氢钠,兼有少量氯化钠和硫酸钠)就把尸体保存得如此完好?事实上,人们一直对这个问题的细节了解甚少。而在21世纪重现木乃伊,就是研究者们为弄清这些问题而做的努力。

Stephen Buckley是个痴迷于古埃及文化的化学研究者,他用化学家独有的方式——比如说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着那些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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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他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木乃伊了。他们会用X光检查木乃伊身体的内部状况。在X光检查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木乃伊的肢体内部,能够观察到“雪花状”的盐类沉积结构(a so-called “snowflake” effect)。制作木乃伊时会使用泡碱来给尸体脱水,之前很多关于泡碱使用的说法都提到这些盐类是以干燥状态投入使用,而Buckley却指出,“雪花状”的结构提示,实际上尸体是被浸泡在了盐类溶液当中。

那么,这种新观点是否正确呢?研究者们需要一些实验来验证。首先, Buckley用猪的尸体进行了实验。经过数百次测试之后,看起来他的理论是说对了——雪花状的结构出现了。

不过猪的尸体毕竟与人类还是相当不同,那些人类木乃伊又是怎样呢?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决定招募愿意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并进行重现人类木乃伊的试验。最终,他们就遇到了Alan Billis,“唯一一个慕名而来的人”。

2011年,这位志愿者因为肺癌不幸去世。在此之后,研究团队开始着手将几十年研究所获得的木乃伊制作知识在他身上用于实践。Buckley首先在死者身上覆盖上松脂、蜂蜡和芝麻油,接下来将它浸浴在泡碱盐溶液中。经过干燥处理后,这位司机的遗体被缠上涂有油、树脂和香料的亚麻绷带。

这次试验的结果非常成功:当摘下绷带时,研究者们看到Billis的面貌得以完好保存。Buckley主张的盐溶液看起来效果很好。现在,木乃伊Billis被陈列在Gordon病理博物馆(Gordon Museum of Patholog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中。

当然,Buckley并不满足于此。在那之后,他依然不断进行研究,刷新着人们对木乃伊的认识。

这次试验过程被拍摄记录了下来,做成了名为“Mummifying Alan: Egypt’s last secret”的电视纪录片。在片中,志愿者Billis在去世之前说起了他的孙辈:“他们或许会在学校告诉别人,我爷爷是个法老——我想这就是我留下的遗产。”

本文参考: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careers/why-i-mummified-a-taxi-driver/2500178.article

http://www.thescarboroughnews.co.uk/news/scarborough-couple-who-created-the-new-mummy-1-389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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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孩子看太多手机?来看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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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的读书笔记第五篇


1岁半的桃子和其他同龄小朋友们一样,在家里最爱的活动就是看电视。在还不会喊爸爸妈妈时,她已经会喊oo-l——这是google的意思,我家开电视都是靠google home开的。每每桃子听到爸爸妈妈在开电视时,她会兴奋地又叫又跳,咯咯大笑着跳着莫名的舞步。桃子也很喜欢妈妈的ipad,她知道那里边也有同样的动画片,虽然妈妈成天拿着读一些她看不懂的全是字的书,她也会抱着妈妈的腿“啪啪啪”叫着要ipad。无论是长途旅行中还是冗长晚餐时,如果大人们需要专心做事情,或者想好好聊个天,甚至在儿医那打疫苗时为了止哭,ipad动画片都是救命稻草。桃子可以一动不动在ipad前呆上一两个小时,大眼睛一眨不眨,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后才喊妈妈。难怪大家把ipad称为“电子保姆”!

拿手机自拍的桃子

拿手机自拍的桃子

许多父母都会担心孩子大脑受到这些电子屏幕的过多影响。有的家长坚持不让孩子在上学前看任何一点电视,有的家长则发现孩子哭着喊着要自己的手机。屏幕时间也成为妈妈之间的鄙视链,大家争相对比自己给予孩子的屏幕时间,孩子看动画片时间越短,仿佛表示妈妈越称职。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屏幕的年代来,擅长模仿的孩子接受我们的言传身教(点击右边查看《言传身教,远胜学校教育(上)》《言传身教,远胜学校教育(下)》),不可能完全不接触屏幕。两岁的孩子已经会熟练地打开ipad,点出来视频app看动画片。三岁以上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后,就会互相讨论动画片的内容,屏幕时间也是他们的社交手段。电子屏幕时间究竟对孩子有怎样的影响?科学家是怎么研究这个问题的呢?


“她在两岁时就从大人那里拿到这个设备,设备的图画界面非常复杂,可以通过视觉神经给她的大脑发送信息,让她迅速沉入到另一个世界里;当她7岁时,她会偷偷把这个设备带到学校,一边装作听老师讲课,一边把设备放在桌子底下偷看;等到她15岁时,她感觉设备里的世界比现实生活更真实,她可以动也不动地和设备呆上几个小时,甚至半夜起来玩这个设备。当她长大之后,她家里充满了这个设备,即使她吃饭上厕所时也会带着这个设备。当她的孩子长大时,她也想方设法让孩子爱上这个设备。心理学家把她的行为形容成上瘾,脑神经科学家认为她原本应该用来适应现实生活的大脑已经被这个设备重塑了。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科技未来,这可是我的个人自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发展心理学家Alison Gopnik在她的著作《The Gardemer and the Carpenter》里写了这么一段自传体。你是不是也会认为,她描述的是我们那些迷恋手机的孩子?不,Gopnik揭晓答案:书本就是这个设备,而她心甘情愿做它一生的受害者。虽然今天的我们会将网络、手机、电脑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技术,但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看来,书本也曾经是人类的最新技术——只是他们现在不新了。

书本给人类大脑发育造成了巨大影响,那些曾经用来发展视觉和演讲能力的大脑皮质现在用来看印刷字体。人类不再从练习与学徒制中学习职业技能,而通过阅读与学校讲课来学习。阅读障碍症、多动症,还有其他所谓的学习障碍疾病,都是人类大脑无法适应书本这一技术的表现。苏格拉底曾经忧虑过:阅读与写作会损害人类的对话交流能力,你无法对书本提问而获得回答,写作记录也会降低人类的记忆能力。苏格拉底是对的,而且发展心理学家还发现了许多书本的副作用:现代人类已经失去了原始人对于环境的敏锐反应与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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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人类会因为书本而丧失对传统信息的传承吗?并不会。人类更远古的信息传递方式包括演讲、歌唱和戏剧等,我们曾经只可以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表演来接受信息。自从有了书籍之后,我们学会了写作和阅读,而这种新的媒介方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递速度。我们也许很难再和苏格拉底一样背诵荷马史诗全文,但我们依然可以读他美妙的诗歌。而事实上,演讲、歌唱和戏剧等媒介也没有消失,我们也无法想象它们完全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无影无踪。有许多人依然在舞台上唱歌和跳舞,在朗诵会上阅读自己的诗作,在TED大会上讲述自己的经验,在电影里扮演角色讲述故事。相反,新的互联网媒介反而让这些传统信息传递方式复活了。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观看这些演讲、歌唱与戏剧,甚至可以看到它们的直播。


书籍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必备工具,但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互联网工具则是我们新时代的问题。就在此时,你也正是盯着屏幕来阅读我的文章,才可能形成我们之间目前的交流。当然同时,你也许也正刷着朋友圈了解朋友的信息,在微信妈妈群里吐槽,在淘宝上给宝宝买绘本,在B站上找给宝宝听的故事。同时,我们新一代孩子的大脑正在被网络、屏幕,手机、电脑而改造,桃子早早就会从屏幕里认小猪佩奇,但她可不知道“小猪”和“佩奇”这些字怎么写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新技术重塑我们社会时,我们总会过度焦虑。而当这个技术完全覆盖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则很容易习以为常,根本不会去提起这些变化,就像书籍曾经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在屏幕中长大的孩子拥有的大脑肯定和我们不一样,就像会阅读的大脑和文盲的大脑也有许多不同一样。但到底大脑会有怎样的不同?这些不同有多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这将是科学家们长期进行研究的课题。作为成人,我们无法理解生于2017年的孩子的思维,目前的信息也不足以让我们判断生在互联网数据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

躺在老父亲身上看电视

躺在老父亲身上看电视

科学家们寻找到一个更加容易进行实验的对象: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些回家刷ins的和回家看书的青少年是否有差距?纽约大学教授、微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Danah Boyd花了几千小时追踪各种背景的美国青少年生活,系统观察他们如何使用移动互联网,并采访了解移动互联网对他们的影响。她的结论是: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在做他们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建立朋友网络,疏远父母,调情、八卦、欺负、叛逆……社交媒体中的青少年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两样。而对比起从前的青春期孩子,移动互联网的青春期更为安静一些。以前的孩子在逃避父母时会爬窗爬墙离家出走,甚至摔门而出,在和小情人约会时则会偷偷摸摸寻找僻静的城市角落或郊外碰面。现在的孩子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对父母视而不见,一头扎进小女朋友的绵绵情话里啦。

杜克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家Madeleine George和Candace Odgers在一系列的研究后也发现了类似结论。美国青少年每天平均发60条信息,78%的青少年拥有手机,上网时间非常多,但他们在网络中的生活基本与现实平行。现实生活中受欢迎的孩子,在网络上也很受欢迎,现实中欺负别人的孩子在网络上依然欺负别的孩子,被欺负的孩子上网了依然被欺负,青少年面对的网络暴力大部分依然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熟人,而不是网络上的陌生人。科学家们发现,大部分家长们对互联网的忧虑并没有很多科学依据支撑。网络和屏幕给青少年带来的最大伤害,其实来自LED屏幕对睡眠的干扰。


许多家长依然忧虑,移动互联网是否会摧毁孩子们的专注能力?作为成人,我们感觉手机和平板电脑把我们的思维变得碎片化,我们被手机里扑面而来的信息轰炸,很难集中注意力,也难以再学习一件新事情。这是因为学习需要专注,思维不可以经常被打断,而身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成人,我们这种专注力少得可怜。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当我们集中注意力时,我们的大脑前额叶会释放一种叫胆碱能介质的化学物质(关于胆碱能介质的其他作用可以点击右边《孩子为什么爱玩?怎么和孩子一起玩?(上)》),以帮助我们学习。另一方面,前额叶也会释放出一种叫抑制性神经递质(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的化学物质,以控制大脑的其他部位不要发生变化。当我们在学习新信息时,我们成人的脑子只能一点点改变。

但孩子大脑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孩子比成人的胆碱能介质在大脑里分布更广,他们学习时并不需要刻意的专注力。孩子的大脑可以从任何新奇有趣的地方吸取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对他们的生活一点都没有用。所以,生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在学习互联网只是时,也将像我们这一代成人学读书一样,自然地掌握相关能力。移动互联网对他们并非碎片,而是像散发着油墨味的书籍对我们的意义一样,是他们学习的工具与心灵的慰籍。

另一方面,课堂学习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现代的学校教育方式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它来自二战之后的欧洲学校,以迅速教育孩子大量知识,来迎合战后国家发展的需求。虽然我们现在非常习惯见到孩子们乖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并回家做作业,但这和书本一样,课堂学习因为其广泛存在,而使我们的孩子不再拥有19世纪孩子狩猎、采集、骑马、编织、打仗、养育婴儿等技能。当桃子这一代移动互联网婴儿逐渐开始上学时,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在随之变化。目前美国小学里使用平板电脑学习的频率已经越来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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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我们的孙儿孙女再回头看我们目前对移动互联网的忧虑时,就会像我们看苏格拉底忧虑书本对人类的永久影响一样滑稽可笑。也许未来的人类不会再使用阅读来吸取知识,或者阅读只会像演讲戏剧一样,成为一个特殊的需要培训的技能,但只要人类像从前历史一样继续发展,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人类文明的毁灭,也不需要怀疑孩子们的未来。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认为,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Alison Gopnik就是在建议父母们随大流,把手机丢给孩子算了,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大势。但事实上,Gopnik一直建议父母要给孩子提供充实丰富的玩耍内容,手机平板电脑、声光影的电动玩具、生活中的锅碗瓢盘、大自然的花草虫鱼,都是组成孩子丰富玩耍内容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抓住任何一棵树木,而放弃整个森林。

作为家长,我们也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有结构的环境(点击右边阅读《孩子为什么爱玩?怎么和孩子一起玩?(下)》),这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孩子随机自由地成长,他们可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们可以冒险,也可以乱七八糟。只有在这样的自由成长氛围中,他们才学会勇敢、创造、想象,才可以打破我们这个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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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里,桃子想看电视的愿望一般都会满足,但她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大约也在1小时以内。周一到周五时,桃子每天都在日托里玩各种玩具,和小朋友们不停玩耍,回家吃完饭洗过澡之后,她会看半小时动画片,但在该睡觉的时间时,无论她怎么哭闹,我们都会关了电视,把她放回小床上,再给她喜欢的绘本和玩具玩,帮助她转移注意力慢慢入眠。周末时,我们则会不停带她出门逛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和游乐场。当我们都玩得精疲力尽回家之后,我们也会毫无愧疚地给桃子看1小时动画片,让大人也有休息的机会。我们从不担心屏幕时间会对桃子造成什么伤害,我们相信她已经拥有非常充盈的玩耍环境和内容了。

另外,创新也源于传统。如果父母家长不把他们的经验、技术、传统和价值观传递给孩子们,人类也无法从旧世界里创造出新技术。即使孩子们并不会完全重复父母的道路,他们也可以从我们长辈这里获得文化历史的传承。身为成年人,我们一手拉着我们的父母与我们多年积攒的人生经验价值,一手伸向我们的孩子,试图去理解新一代的生活。我们是历史与未来的连结桥梁,我们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不应该要求孩子全盘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无论是好是坏,他们才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有责任去寻找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一天,桃子也会嘲笑我捧着ipad读书,我也会像我妈努力学习使用微信一样,辛苦学习下一代人机社交工具来和远在月球的桃子联系。在那一天到来时,我希望我还可以给桃子的女儿讲故事:“从前,外婆使用一个古老的机器叫mac,写了一个文章讲孩子看另一个古老机器手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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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娃挨骂,带娃挨训,当爹的还有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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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个新调查发现,爸爸们感觉自己常常因为带娃方式而受到批评,给孩子吃什么、玩什么、怎么玩,都会成为挨骂的原因。

67%的爸爸因为对孩子的管教而受到批评。孩子应该遵守哪些规则,违反规则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上,父母往往会出现分歧和争吵。

43%的爸爸因为“你给娃吃的那是啥玩意”而受到批评,吃的东西营养不,是不是垃圾食品,有没有危险,等等。

32%的爸爸因为不够关注孩子,比如“你陪孩子时能不能放下手机”而受到批评。

32%的爸爸因为和娃玩的时候太粗鲁太暴力而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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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批评原因还包括孩子的睡眠(24%)、外表(23%)和安全(19%),大概就是“怎么还不让娃睡”、“天呐还能再脏点不”、“快住手!这 会死人的!”

批评来源多种多样,最多的就是来自妈妈(44%),其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24%),第三位是来自爸爸自己的朋友(9%)。

90%的爸爸认为,绝大多数爸爸都能很好地照顾孩子,只是其他成年人不理解爸爸照顾孩子的方式。比如10%的爸爸曾经在公共场所被陌生人评判带娃的方式,“哇你怎么这么做”。5%的爸爸发现专业人士对他们态度微妙,老师认为爸爸不了解孩子的行为和需求,医护人员认为爸爸不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受到批评后,49%的爸爸会改变自己的育儿方式,40%的爸爸会去收集更多信息资料。

但也有很多爸爸觉得受到了“爸爸羞辱”(dad shamed)。43%的爸爸觉得,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28%的爸爸觉得,批评削弱了自己为人父的自信。还有19%的爸爸觉得,批评让他们退缩,不愿意更多地参与育儿。

可是爸爸们,真的做得不咋样啊?

看到这个调查,很多妈妈都感觉好气——“可是爸爸们做得真的不好啊!不好都不能说吗?”

的确,很多妈妈在孕期就已经看书、上课、读科普,储备好了各种育儿知识,此一步领先、步步领先。而很多爸爸则迟迟没有进入角色,拖拖拉拉地什么准备都没做好,真正上手时就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眼睁睁看着各种状况,妈妈们真是气到不行,吐槽自然脱口而出。

看到这一幕的妈妈心声:“能让娃和我都多活几年吗?”|pexels

看到这一幕的妈妈心声:“能让娃和我都多活几年吗?”|pexels

对爸爸的很多批评,固然是事出有因。然而有些做法,也确实把爸爸“推”得更远离育儿了一些。心理学家给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叫“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形容妈妈就像守门员一样守着孩子。

妈妈们大都希望爸爸能更多地参与带娃,却没有意识到“固守母职”对爸爸们的影响。妈妈可以选择“打开大门”,也可以选择“关上大门”——限制爸爸与孩子的互动,不肯协商,独自做关于孩子的决定(日程安排、生活选择等) ,不愿放弃照顾孩子的责任,在爸爸带娃时把他赶开自己接手,在爸爸带娃时处处细节都要指示,乃至直接开嘲讽、批评,以及更微妙的白眼、叹气和摇头。这些轻视和批评可能会削弱爸爸的信心,让爸爸觉得“孩子没我照顾也一样,没准还更好”。很多爸爸还会觉得自己从平等的家长被降级为了“带娃助手”,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无法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带娃——这些都会引发怨恨与愤怒。

爸爸们本来就在育儿上缺乏信心,想要寻求他们心目中的育儿专家——也就是妈妈的认可。当妈妈不断批评或者干脆接手时,爸爸们对自己的“育儿能力”评价就越来越低。久而久之,他们认为育儿是一项“自己不适合/不胜任”的任务,只想逃避,根本不想再尝试了。

另外,批评还会引发冲突,而冲突会让新手爸爸的产后抑郁风险上升。爸爸们产后抑郁的症状包括,易怒、生闷气、酗酒、加班,更少向孩子笑,更少与孩子互动玩耍。对于爸爸和孩子的心理健康,这都不是好事。

主持新调查的研究者表示,养育孩子有许多方式。爸爸和妈妈养育方式有分歧很常见。而不同的养育方式,未必会伤害孩子。比如说,爸爸和孩子打闹时玩的粗暴游戏(rough-and-tumble play)虽然会让妈妈心跳快要骤停,但却很受孩子欢迎,而且可以帮孩子更熟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学习保持平衡,练习攻击,也练习控制自己的攻击。

爸爸们坚强起来,你们可以的!

育儿不是高等数学,并不存在“天生搞不定”这种事。虽然社会往往传达“女人天生更擅长育儿”这样的信息,但实际上,没有人“天生”就是个熟练的父母,每个人第一次养娃时都会跌跌撞撞手忙脚乱。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坚持下去熟能生巧,还是找个“我天生不在行”的借口然后永远逃开。

2014年的一个以色列研究就发现,照顾孩子会改变父母的大脑回路。改变多少,不取决于是男是女,而取决于“花了多长时间照顾孩子”。研究调查了异性恋家庭和两个爸爸的同性恋家庭。在异性恋家庭里,女方承担了主要的育儿工作,因此大脑中的“育儿回路”比男方更活跃。然而在同性恋家庭里,两个男人比较平均地承担了育儿工作,他们大脑“育儿回路”的活跃程度,与异性恋家庭里的妈妈差不多。男人完全可以拥有一个“育儿大脑”,只要他们愿意参与并且不断练习。

传统的“爸爸养家,妈妈养娃”模式,其实让生活和养娃都缺少了一些灵活性。爸爸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养育者,妈妈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养家者。

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显示,爸爸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 爸爸除了是养家者,也可以成为孩子的陪伴者、照料者、保护者和引导者。孩子和越多人建立安全依恋,对孩子的身心发育就越好,而爸爸无疑是建立依恋的最佳人选之一。当父母在育儿上能达成共识、结为盟友时,父母的关系会更好,孩子的压力会更小,而且孩子更容易发展出良好的人际社交技能。

和爸爸一起开怀大笑的记忆,会成为孩子的宝贵财富|pixabay

和爸爸一起开怀大笑的记忆,会成为孩子的宝贵财富|pixabay

遇到固守母职的伴侣时,爸爸们也不要就此放弃,而是要记住,对于妈妈来说,“守门”并不容易,也是身心的沉重负担。有调查称,“守门妈妈”比其他妈妈每周多花5小时在家务和育儿上。

“守门妈妈”会固守母职,往往是因为被自己的“心魔”所困:有的是受传统的“女主内”观念影响太深,只要做得略少,就立刻觉得自己不是称职好妈妈;有的是对娃太过担忧,以至于一放手就会焦虑不已;还有人怀抱着有毒的完美主义,对育儿细节产生太多执念,事事亲力亲为才觉得有控制感……还有一种恶性循环,妈妈越是觉得爸爸的育儿技术不行,就越是会守门,守门造成爸爸退缩了,更少带孩子,于是育儿技术更不行,妈妈更执着于“保护孩子免受爸爸的伤害”,于是把门看得就更紧。

妈妈越是焦虑,越是压力大,就越容易开始“守门”。她在推开你的时刻,其实也是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刻。要打破“守门-退缩”的循环,父母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制定一个双方都觉得分工合理的育儿计划。假如某个计划行不通,就找出行不通的具体原因,然后再做修改。让家庭里每个人都能开心接受的方案绝对存在,但需要父母坚持沟通,绝不放弃尝试。记住,在“想让家里人都幸福”这点上,爸爸和妈妈的目标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育儿并不容易,需要同舟共济。妈妈们,说真的,放手让爸爸独自带孩子吧。只要娃没有即刻的生命危险,也不会留下什么永久后遗症,你就把心一横,眼一闭,无脑吹。实在吹不下去,你就当成没看到,默默把头扭向另一边呗。

社会的态度也需要改变。研究者还建议,大众传媒不应再把爸爸描绘成育儿时笨手笨脚的存在。老师和医护等专业人士们,不应预设爸爸们对育儿不感兴趣或者一无所知。鼓励和支持的氛围,会让爸爸们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去。

参考文献

  1. C.S. Mott Children’s Hospital National Poll on Children’s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9), Parenting Put-Downs: How Criticism Impacts Fathers
  2. Abraham, E., Hendler, T., Shapira-Lichter, I., Kanat-Maymon, Y., Zagoory-Sharon, O., & Feldman, R. (2014). Father’s brain is sensitive to childcare experi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7), 9792-9797.
  3. Psouni, Elia & Agebjörn, Johan & Linder, Hanne. (2017).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Swedish fathers in the postnatal period and development of a screening too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8. 10.1111/sjop.12396.
  4. Flanders, J. L., Leo, V., Paquette, D., Pihl, R. O., & Séguin, J. R. (2009). Rough‐and‐tumble play and the regulation of aggression: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father–child play dyads. Aggressive Behavio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ggression, 35(4), 285-295.
  5. Schoppe-Sullivan, S. J., Altenburger, L. E., Lee, M. A., Bower, D. J., & Kamp Dush, C. M. (2015). Who are the Gatekeepers? Predictors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15(3), 166-186.
  6. Schoppe-Sullivan, Sarah J., Geoffrey L. Brown, Elizabeth A, Cannnon, et al. “Maternal Gatekeeping, Co-Parenting Quality, and Fathering Behavior in Families with Infants.” (2008),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 22, no.3 389-398.
  7. Fagan, J., & Barnett, M.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gatekeeping, paternal competence, mothers’ attitudes about the father role, and father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8), 1020-1043.
  8. Schoppe-Sullivan, S. (2015). As gatekeepers, moms hold keys to shared parenting duties.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s-gatekeepers-moms-hold-keys-to-shared-parenting-duties-42029

饮料甜味剂,如何正确解读?

糖对健康的影响,人们最早认识的大概是对糖尿病人的危害以及对于肥胖的影响。糖精的出现使得糖尿病人也可以享受甜味,所以大受欢迎。再加上对减肥的关注,美国人民为了“吃糖精的权利”,甚至和FDA“杠”了几十年。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甜味剂的安全性就一直质疑不断。最近,一篇《ADA公布黑名单:这些饮料绝对不能喝 后悔没早点知道…》的文章在媒体上广泛流传,更让人们困惑:甜味剂,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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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说的是美国糖尿病协会年会上的一个报告,指出人工甜味剂和糖一样会增加糖尿病风险。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某些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菌群。

一般说来,除了阿斯巴甜,其他的人工甜味剂在人体内都是“惰性”的——即不会被消化吸收,也不参与体内代谢。所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们除了提供甜味,对人体不会产生其他影响。而后来发现的科学证据,显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不消化、不吸收、不参与代谢,也还是可能影响体内的激素分泌,从而对人体产生影响。

这,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1、中国4机构的共识

最近,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食品卫生分会和食品与营养科学传播联盟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食品甜味剂相关知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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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共识中,主要指出了以下三点:

1、 甜味剂在美国、欧盟及中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用于面包、糕点、饼干、饮料、调味品等众多日常食品中,有的品种使用历史已长达100多年。

2、 甜味剂的安全性已得到国际食品安全机构的肯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加拿大卫生部等机构对所批准使用的甜味剂的科学评估结论均是:按照相关法规标准使用甜味剂,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3、 过量摄入糖会引发超重、肥胖等健康问题,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倡导“减糖”;甜味剂为有减糖需求的群体提供了“减糖不减甜”的多样化选择;超重和肥胖与遗传、饮食、身体活动和心理因素等综合因素有关,如有控制体重需求,应当通过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和适量锻炼,才能有效达到预期目的。

2、ADA那个报告的核心

ADA那个报告说的是“人工甜味剂也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的幅度跟糖差不多”。一方面, 糖并不是导致2型糖尿病的直接原因,而只是“风险因素之一”,这项报告说明的是:在增加糖尿病风险方面,甜味剂没有比糖体现出优势。但它毕竟也没有比糖“更坏”,如果糖并不是“绝对不能吃”,那么说甜味剂“绝对不能吃”显然是耸人听闻的。

需要指出的是,“增加2性糖尿病风险”跟“吃了之后会升高血糖”是两码事。

“增加2性糖尿病风险”,是指没有糖尿病的人群中,经过若干年之后出现2型糖尿病的几率增加。不管是不吃糖、吃糖还是吃甜味剂,若干年后大部分人也都还是不会得糖尿病。一个完全不吃糖的人,也有可能出现糖尿病;而一个经常吃糖或者甜味剂的人,也只是“出现糖尿病的可能性比不吃糖的人高一些”。

而“吃了之后会升高血糖”是指,一个人吃了之后血糖浓度就会升高,不存在几率问题。对于已经得了2型糖尿病的人,血糖升高可能是致命的,需要“绝对避免”,所以不能吃糖。但2型糖尿病人吃了甜味剂之后,血糖浓度并不会升高,所以如果他们想要享受甜味,那么就可以通过甜味剂来“解馋”。

由Speedy McVroom在Pixabay上发布

由Speedy McVroom在Pixabay上发布

根据ADA那项报告,建议是“远离一切甜味饮料”。从“最大限度地追求健康”的角度来说,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美味”也是饮食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甜味促进释放多巴胺,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享受。在“享受美味”和“稍微增加一点得糖尿病的几率”之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应该通过“绝对不能吃”的这种表达去吓唬公众。

所以,甜味剂的问题实际上是:如果要追去“极致的健康”,那么应该拒绝甜味;如果需要甜味,那么甜味剂和糖,哪一个对身体更为友好?

3、“甜味剂”只是一个类别,具体的甜味剂各不相同

《关于食品甜味剂相关知识解读》的附录中还对常见的甜味剂进行了简单介绍。简而言之,不同的甜味剂从化学结构到、甜味特征到跟人体的相互作用方式,都各不相同。下面分成三类来介绍:

人工甜味剂

人工甜味剂指化学合成的甜味剂,常见的几种是糖精、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甜蜜素、安赛蜜和纽甜。除了甜蜜素的甜度只有30,其他的几种甜度都在100以上,纽甜更是高达8000。从发现到批准,它们都经过漫长而广泛的安全性评估,排除了常规的各种“有害可能”才获得批准。目前对于甜味剂的质疑也主要是针对人工甜味剂,比如ADA这项报告以及“甜味剂影响肠道菌”的研究。

考虑到它们对糖尿病风险和肠道菌的影响,合理的结论应该是:这些人工甜味剂不像以前以为的那么好,在某些方面也并不比糖优越,但即便是在那些“不比糖优越”的方面,它们也不比糖更糟糕。此外,在“不含有热量”“不导致龋齿”“吃了之后不升高血糖”等方面,它们依然还是有优势的。

天然甜味剂

天然甜味剂是从植物中提取的糖苷类物质,目前最常见的两种是甜菊糖苷和罗汉果甜苷。

甜菊糖苷来源于甜叶菊,甜叶菊在南美有几百年的食用历史,提取出来的糖苷甜度约为蔗糖的200倍。

罗汉果泡水喝在中国有千百年的历史,被作为“药食同源”物质。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发改进了罗汉果甜苷的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甜苷纯度越来越高,所以甜度高而异味低,在国内外食品行业广受欢迎。

图片来自Wikipedia | Badagnani

图片来自Wikipedia | Badagnani

糖醇类甜味剂

糖醇是糖的衍生物,不同的糖衍生出不同的糖醇,常见的有木糖醇、山梨糖醇、赤藓糖醇、麦芽糖醇、甘露糖醇、乳糖醇等等。它们的甜度一般比蔗糖要低,所以在相同的用量下,并不像蔗糖那么甜。不同它们的消化吸收率比蔗糖低,热量值也低,所以在相同的甜度下,摄入的热量比蔗糖还是要少。除了热量优势,他们不导致龋齿,也不明显升高血糖,在食品中还能提供糖的保水和粘结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低聚糖也具有一定的甜味,比如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和低聚半乳糖。他们的甜度只有蔗糖的一半甚至更低,作为“甜味剂”效率较低,但它们能够特异性地被肠道内的“好细菌”利用,具有“益生元”活性。

糖醇和这些具有甜味的低聚糖,因为对健康的好处,也被称为“功能糖”。

4、食品中的甜味剂,种类多不是坏事

有许多媒体喜欢数食品添加剂的总数,经常“震惊”“某某以食品中含有X种添加剂(甜味剂)”。

虽然各种甜味剂的生产者都宣称自己的产品“甜味纯生,接近蔗糖”,其实任何一种甜味剂在提供明显甜味的时候,都会出现明显的“异味”。通过不同甜味剂的合理搭配,可以互相加强甜度、降低异味,从而获得“更纯正的甜味”。所以,使用多种甜味剂以获得更“好”的甜味,是食品研发的技术能力,而不是“商家通过使用甜味剂降低成本牟取暴利”。尤其是使用功能性糖和天然甜味剂类搭配出好的“复合甜味剂”,成本要比使用蔗糖贵得多。

本文来自云无心的微信个人公众号,系今日头条签约稿件,媒体转载须经授权

跟豪猪打架的狗为什么都这么惨?

本文来自窗敲雨的微信个人公众号“酷炫科学”,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招惹带刺动物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在这中间,北美豪猪(Erethizon dorsatum)似乎格外不好对付。比如说,只要简单地搜索一下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跟豪猪打架结果被扎成筛子的宠物狗,每一张图看起来都是大写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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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都很痛,所以这里只放一张图。如果你去搜“dog porcupine”就会发现一大堆比这还惨的……图片来源:ceemoravec/Instagram)

为什么招惹这些豪猪的结果总是挂着满脸的刺回家?这不仅是因为豪猪刺锋利,也不仅是因为它们长了很多根刺(大约有30000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美豪猪的刺尖端是带倒钩的,它刺入皮肤十分轻松,但一旦扎进去倒钩就会卡住组织,想把刺拔出来耗费的力气和经受的痛苦都比光滑的尖刺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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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ook视频中的拔北美豪猪刺特写,又是一个看起来很痛的图……如果扎得深这画面真是不能想了_(:з」∠)_)

下面的电子显微镜图展示了北美豪猪刺的微观结构,可以看到在黑色的尖端,刺上有很多细小又微微掀起的鳞片状结构,这就是尖刺的倒钩。而尖刺后面的白色部分则只是覆盖着普通的光滑鳞片结构。这种倒钩结构其他很多带刺动物并不具有,比如刺猬、针鼹或者非洲的豪猪,它们的刺都比较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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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右边是豪猪刺,左边是作为对照的针头。图片来源:Woo Kyung Cho et al)

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研究者们不仅观察了上图中豪猪刺的微观结构,而且实际测量了将各种尖刺刺入皮肤(猪皮)和拔出来所需的力。除了带倒钩的北美豪猪尖刺,他们还用去除了倒钩结构的北美豪猪刺、另一种光滑的非洲豪猪刺以及差不多直径的注射针头作为对照组。结果显示,拔除倒钩尖刺所需的力比其他情况大了一大截,而且倒钩尖刺刺入时反而是需要的力最小的。也就是说,这种刺很容易就会扎进去,而且最难拔出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跟豪猪打完架的狗都挂着满身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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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数据)

除了豪猪自己,进行这个研究的科学家们也想要利用这个倒钩结构。比如说,外科用于闭合切口的皮肤钉,如果把它换成带倒钩的结构,同时换成过一段时间可以被降解的材料,那么应该就能同时保证使用方便、固定结实,还不用经历拔除的困难。不过这个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文中提到的研究:https://www.pnas.org/content/109/52/21289